一真會七月份例會由鄧家宙博士帶來「百年粵港密宗發展」的專題,為其近期的研究成果,透過仍在進行中的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口述歷史與資料整理,以及本地密教道場田野調查的資料蒐集,發現了許多新資料,藉以認識香港密教發展在近代中國大背景下的重要意義。
民國初年,由於邊疆地區的相對動盪,部分上師進入漢地,使密教重新回傳中土。先有七世章嘉國師,續有1923年九世班禪入京,藏密上師活動地區多集中在上海、北京等政治與經濟發達城市。 1933年後,只餘少量藏密上師駐留漢地,漢地弘化工作轉移到漢人上師。
1920年代開始,東密也開始回傳漢地。持松、顯蔭赴日得法,回國後在華中一帶弘法。王弘願著手翻譯真言宗典籍,並得日本權田雷斧大僧正傳法,但亦掀起一波顯密爭論,使得華中密法活動萎縮,僅得王弘願與其弟子馮達庵在廣東活動。隨著1924年權田雷斧大僧正在港舉行灌頂,象徵香港東密發展的起始點。遂有黎乙真居士往和歌山根來寺,由權田親傳金胎兩部曼荼羅灌頂,授與傳法信物,回港後於1926年創立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。
戰後密教的發展受到新中國政策影響,密壇盡悉被毀,只餘上海靜安寺持松法師所設的密壇,作為外交禮儀用途。由戰前持續至今的,唯有香港真言宗居士林。戰後香港密教道場逐步發展,最早有章嘉國師弟子—吐登上師所設立的「真如密院」、「普賢佛院」;李鈺圓居士創建「崇珠精舍」,講求佛道雙修;圓行法師「宗圓道場」;吳潤江上師與屈映江上師「諾那精舍」;劉銳之居士倡議的「金剛乘學會」等等。
整體而言,由粵港密宗發展的歷史來看,具有相當重要的研究價值,透過香港特殊的地理與歷史因素,檢視整體佛教傳播過程的影響,亦可作為民國顯密衝擊中的新視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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